2015年，“提速降费”战略开始实施，从2017年开始，提速降费每年均被纳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。下面简单回顾从2017年至2021年政府报告5次报告中“提速降费”的相关内容。2017年，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，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，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；2018年，明显降低家庭宽带、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，取消流量漫游费，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%；2019年，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%，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%以上；2020年，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%；2021年，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%。
提速降费进入第七个年头，回顾既往，笔者认为，其在社会经济的需求和供给侧，均形成了深远的价值。首先，在需求侧，获取了丰厚基础设施红利，加速其数字化转型。对于公众用户而言，意味着带宽（固网和移动网络）的提升，以及资费水平的下降，使其有能力、有意愿使用各种智能终端、数字化应用，并且扩散到各区域、各年龄层次。例如使用APP支付的人越来越多；移动IM正取代电话，成为各类人群主要沟通方式等。
对于政企用户而言，意味着不仅能够获取单位价格更低的网络产品，同时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产品价格也同步降低，联合的杠杆作用促使其逐步迈入数字化转型的进程。从大型企业先进智能制造的实施，到线下各类商家的O2O化，再到商业服务型企业对SaaS应用的深度使用，均体现了红利释放的效能。
其次，在供给侧，实现了结构性的变化。对于提速降费的主体——电信运营商，并未因为每年百分之几十的资费降低要求，导致营业收入的直线下降，相反却保持了正向增长。可以说，正是政策的压力，迫使其扩充了业务线，促进生态合作（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、对外投资等深层次的合作），提升了服务水平，在单位资费下降的情况下，努力让用户基础资源使用量更大，并且能够使用更多形态的业务。
同时，数字经济中的其他供给主体，也借助于“提速降费”的春风，实现供给的放大，核心是促进公众与政企用户能够用上更多类型的业务，这样数字经济的供给生态就得以充分激活。
“提速降费”发展至今，已经不单纯是指电信运营商提升网络速度、降低业务资费，而已变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全面释放产业红利的代名词。
在数字经济中，除了以电信运营商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外，各类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业务与内容平台，在数字经济生态中的地位日益凸显。众多社会经济主体聚合在此类平台上，受其调度，并向平台贡献各类服务费，这些主体的生存和发展，高度依托于平台。
其中，最为典型的平台包括各类综合或垂直的电商平台、打车平台、外卖平台等，借助于日益提升的垄断特性，它们不断提升所收取的服务费水平。合作商家不堪重负，但由于业务流量已经被平台掌控，所以不得不再勉力维持。
为此两会报告中明确指出“引导平台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”，“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。结合前期出台的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可以预期，网络平台企业向产业释放红利，将成为“提速降费”的新核心。
